基金经理跳槽人数创新高“公奔公”成新主流

截至7月7日，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经理跳槽越来越频繁。但在公募生态持续丰富之下，与“公奔私”相比，基金经理现在更倾向于继续留在公募行业“寻高枝”。在激烈竞争态势下，市场更为关心的是:到了新东家，基金经理业绩会比原来更好吗？

基金经理

“公奔公”成新主流

数据显示，截至7月7日，今年以来共有92家公募机构旗下的160名基金经理离职，创下2016年以来同期新高水平。

实际上，公募基金经理的“高流动性”现象存在已久，只不过在近年蓬勃发展态势下，基金行业的土壤发生了较大改变，“公奔私”不再是主流选择。相反，随着管理规模扩大、创新产品频现、不同类型公司持续扩容，继续留在公募行业成为越来越多基金经理的跳槽选择。今年以来亮相新东家的知名基金经理，大多属于“从公募到公募”的情况。

根据民生加银基金7月7日公告，平安基金原FOF投资总监代宏坤加盟民生加银基金，现任FOF总监、大类资产配置条线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基金投顾条线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基金经理。此外，宝盈基金原基金经理陈金伟近期加盟鹏华基金。

更早之前，从长城基金离职的基金经理何以广加盟兴证全球基金，从业证书变更日期为3月9日。此前从诺安基金离职的基金经理蔡宇滨，近期也已入职招商基金，从业证书于今年3月20日变更。另外，早些时候从中加基金离职的基金经理冯汉杰，目前已入职广发基金，从业证书变更日期为4月12日。此前在中加基金担任权益投资部负责人的基金经理李坤元，于今年2月离职后加盟外资公募宏利基金。

根据晨星Direct的统计，中国公募基金25年发展中，虽然有不少基金经理在离职后去了私募基金或离开了行业，但截至2023年4月末，仍有516位基金经理选择留在公募行业，并跳槽到其他基金公司继续管理公募产品。晨星认为，中国基金行业的发展、壮大和成熟，为基金经理提供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行业整体规模的提升和产品数量的扩容，为基金经理提供了更大机会；同时，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开始采用长期业绩考核机制并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使得更多人才留在公募基金行业。

在新平台业绩更好吗？

基金经理跳槽虽倾向于留在公募行业，但在激烈竞争态势下，去了新东家的基金经理业绩会比原来更好吗？

对此，某公募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这的确是关系到基民收益的重要问题，但可能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答案。一是缺乏针对性的长期性数据，二是基金经理履新后的业绩表现，不仅与自身能力有关，更与新东家的平台机制有着密切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好与坏的案例均可从市场上找到。

以华泰柏瑞基金联席主动权益投资总监兼投资四部总监方纬为例，他曾在2020年3月跳槽至富国基金，此后于2022年7月重回华泰柏瑞基金。数据显示，方纬在富国期间管理过3只基金，富国新兴产业股票A在近两年时间里实现了17.03%的回报，但富国质量成长6个月持有混合A在约一年时间里亏了16.72%。重回华泰柏瑞后，方纬的业绩也不如早年。比如他从2022年7月管理至今的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录得了逾25%的亏损，但该基金在他2014年8月至2020年3月管理期间，任职回报则超过260%。

再看2021年加盟华安基金的基金经理邹维娜，无论是此前在银华基金还是现在的华安基金，她基本上延续了稳健投资风格。比如，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A和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A在她管理的7年多时间里，均实现了超50%的回报。她于2022年10月至今管理的华安乾煜债券和于今年1月开始管理的华安添锦债券，均延续了稳健的正收益特征。

此外，即便是基金经理在同一家公司，不同行情阶段业绩表现也呈现出较大差异性。这在2019年一轮结构性行情中冒尖又陨落的消费赛道明星基金经理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需要更长时间观察

晨星认为，想要比较基金经理跳槽前后的超额收益能力，需要在一个相对长期的角度来观察。基金经理如果短期业绩出色，很难判断这是得益于个人能力还是运气，因为短期业绩容易受到市场波动或风格因素影响。相比短期业绩，长期业绩更能体现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以及流程有效性和稳定性。如果能在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维度创造出色业绩，就可以证明基金经理具有应对不同市场风格的能力以及投资流程的有效性。

但目前国内大部分基金经理在新旧公司上的产品任期相对较短，能找到的跳槽前后中长期业绩对比的样本较少，难以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代表性结论。不过，在个案方面，晨星中国基金研究团队在长期跟踪过程中，找到了代表性案例。

比如，从华安基金加入工银瑞信基金的基金经理杨鑫鑫，投资风格和流程在更换公司后没有改变，在目前管理了约4年的工银创新动力股票上维持了出色业绩。公开信息显示，截至目前，杨鑫鑫自2019年3月管理该基金以来任职回报超过100%。

但晨星也提到，虽然有不少成功案例，但并非所有基金经理的优异业绩在跳槽之后都能得以延续。基金经理加入新公司会面临融入新的投研文化、与团队磨合等挑战，这些因素会对基金经理持续超额收益的能力产生影响。